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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直管县试点:既带来自主权也造成重复建设

发布时间:2019-04-20 05:48 来源:未知 编辑:admin

  省直管县已经成为显学。继8月中央下发地方机构改革方案文件中提出省直管县建议后,10月举行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上,省直管县也被纳入文件中。

  省直管县已经成为政治课题。全国各省区都已经进入改革试点状态。省直管县,最关键的是要赋予县财政权(浙江模式)和行政权(也即人事权,海南模式)。能够彻底进行财政和行政两条腿改革的,典型者当属湖北省的仙桃、潜江和天门三个省直管市。他们已经为此急行了14年。

  省管县改革箭在弦上,有多种路径之选择和设计。“天潜仙”的改革试点,隐含了一个必须面对的命题:由于受制于改革配套,虽有独立于地级市之财权和行政权,但也不得不面对一个闭合型的人事升迁图谱。

  从政者通常会对政治升迁持有预期,如果这个升迁或流动的渠道被封住了,激励机制就会因职位预期的丧失而失效。

  遥远的当年,徐一平80多岁的祖父曾经驾着一叶扁舟,在这里摆渡出行;在同样的地点,供职于潜江市交通局的徐向记者描述着10多年前的这座城市的时候,他的车正行驶在52米宽的水泥马路上。

  彼时的潜江,是荆州辖内出名的弱县市,多年经济发展指标在全地级市所辖十三个县市中排名倒数几位,被笑称为“丙等县”。

  按照潜江政协副主席廖盛荣的回忆,潜江的干部去地委开会,“不敢坐前面,地位不行。”

  14年后,2008年5月,湖北省2007年十强县市区排名出炉,潜江榜上有名且位居第四,并成为湖北省第一个财政收入过10亿的县市。

  而在同年的GDP成绩单上,仙桃则以190.40亿元在县市中排名第一,另一座直管市天门也紧随仙桃和潜江之后,排名全省第三。

  如今中央推动、各地普遍试验的省直管县或强县扩权体改蔚成风气,但当年天门潜江仙桃三市实现直管,对于湖北省决策层来说,却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
  年过古稀的郑仁义1994年时任潜江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主任,现在聊起来,他还对当初沸沸扬扬的“三市合分”争论记忆犹新。

  当年湖北出于区域权力平衡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考虑,将荆州地区大卸三块。这边荆门率先领京山、钟祥自成一市;那边天门、潜江和仙桃亦被划离荆州,省里拟组此三市成立一个新的地级市,即“江汉市”。

  出乎高层的意料,刚脱离地级市管辖的天潜仙三市,在江汉市的成立问题上陷入争议。

  在三座城市中,仙桃的经济实力相对最强,省里有意将地级市首府设在仙桃,并提前在此成立了江汉中级法院、检察院。该市亦闻风而动,大兴土木搞城市建设,为“江汉市府”的落户倾力准备。

  潜江担心,一旦成立新的“市辖市”,江汉油田会面临从潜江分离出去的命运;这个支撑着40%地方财政收入企业的离开,将使政府和事业单位人员工资的发放都成问题。

  钟祥市此前的遭遇已经让当时的潜江人警醒。该县划归荆门后,其磷矿税收直接和荆门市接头,导致钟祥财政收入严重缩水。

  “虽然经济实力不强,但潜江从来不欠干部的工资。”郑仁义对记者说,由于有油田的支撑,潜江的财政向来是三个城市中最充足的。

  起初,潜江以老干部的名义组成上访团,到国家民政部反映情况,后来“越闹越大”,以至于在人大会议上联名写信给时任国务院的一位领导。

  由于地方意见不统一,江汉市迟迟没有批下来。高层最终决定,天潜仙各自独立互不隶属,统一直接归省里直管,行政级别上则做了“比县级市高半格、比地级市低半格”的平衡设置。潜江政协副主席、时任副市长廖盛荣引述当时中央一位领导的话:“对省里来讲,不就是喝茶多摆个杯子,吃饭多放个椅子嘛”!

  廖盛荣笑言,谁也想不到,当年为“避免扯皮”而试行的湖北省直管体制试验,如今则在中央和各地政府的力推下遍地生根!

  在当时,实现直管的三座城市被外界称为“私生子”,意为地位尴尬、不受承认的城市。

  “当时专门在露天开了一个直管市成立大会,也是10月,那天很冷。”原潜江市政协主席程家弼对记者回忆。

  天门市一位原城建局的干部直言,那时并没有谁认识到,这种体制变化将会给这些新生的副地级城市带来什么。

  无论如何,三个难兄难弟终于率先脱离了一个行政主体的掣肘,行进到崭新的历史起点前。当时距国内省直管县的集体尝鲜时代提早了足足有十年。

  记者在潜江、仙桃采访的几天里,几乎所有被采访者在回忆时都表示,行政效率空前提高,是省直管后第一时间里感受到的最强烈的变化。

  徐一平告诉记者,1995年时市里要增开几趟省内长途班车,没有去荆州市,而直接上报省交通厅。让大家始料未及的是,省里的批复当月就下来了。

  省直管以前,须先报到荆州市交通局、再转经荆州市政府上报省里有关部门,这样等到上面批下来,要好几个月甚至半年多的时间。

  正是由于上下直达反馈渠道的畅通,不出几年,潜江的交通规划及路网建设规模就开始超过周围的其他县市。在交通部指定了8个农村路网示范点,潜江在全国2000多个县中脱颖而出,在湖北独占一席。

  潜江市委副秘书长、政研室主任吴启柏告诉本报记者,中间层的存在和介入,增大了行政的风险和成本、降低了行政效率。

  地市级政权,一度被县市官员形象地比喻为行政“阑尾”:平时作用不一定很大,但出问题的时候要命的疼。况且,这个供着上百个局委、人员编制是下面县市好几倍的政权,往往没有真正的决策权,“却有给你小鞋穿的权力”。

  刘明刚对此体会颇深。现任潜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他,曾经在该市直管后的第二年出任主抓经济工作的市委副书记。刘告诉记者,潜江曾经有一个高效连铸保护渣的工业项目,在直管前经过上报荆州地委、经报省直部门、再报到国家经贸委,仅申报工作就花去了半年多的时间。

  刘认为,直管后行政效率的提高还表现在信息沟通的常态机制上。一般来说,中央在元月份开会形成的精神和决议,经过层层传达和消化,差不多要到7月份才能落实到基层。而直管市的相对优势在于:很多事情都做完了,其他县市可能还不知道。

  记者在调研时发现,在重大事件的处理上,省里往往直接参与协调,事件解决从而可以在更高层面上实现群策群力。

  1998年,潜江市幸福城市信用社由于10余名高管人员和工作人员违纪违规经营,爆发17.6亿元金融风波。危情之下,省高层领导直接赶赴潜江,并组织银行、保险等10个部门及有关职能科室的负责人举行联席会议,充分调动行政和社会资源,从而使问题得到快速化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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